女子為生二胎改嫁前夫舅舅 被征26萬社會撫養(yǎng)費

無憂

　　阿秀與前夫育有不到一歲的幼女，就與前夫離婚，然后與前夫舅舅結婚。這一離奇的情節(jié)隨著阿秀申請再婚生育指標并生下一名男嬰，被舉報曝光。昨日上午，佛山中級法院對外公布這起備受關注的“指標門”行政征收案的終審結果，駁回阿秀的上訴，維持佛山市禪城區(qū)衛(wèi)生和計劃生育局（以下簡稱“禪城衛(wèi)計局”）作出征收26.2萬元社會撫養(yǎng)費的決定。

　　被舉報為騙生育指標與前夫假離婚
　　2010年3月，就在她剛為前夫彭某忠生下一女兒快滿一年的時候，阿秀和彭某忠辦理了離婚手續(xù)，并約定由前夫撫養(yǎng)幼女。2011年11月，阿秀在前公公的撮合下，與現(xiàn)在的丈夫李某石領取了結婚證。2012年4月，李某石陪同再次懷孕的阿秀，來到禪城區(qū)張槎街道辦衛(wèi)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局申請生育指標。

　　受理申請期間，有群眾舉報阿秀假結婚騙生育指標，而且婚后繼續(xù)與前夫同住。于是，禪城衛(wèi)計局展開了一系列調查。讓工作人員吃驚的是，這位李某石竟是阿秀前夫的舅舅。

　　2012年10月，禪城衛(wèi)計局找到李某石進行調查。這位長居南雄鄉(xiāng)村的老實農民，表示從未和妻子一起住過，更沒“碰”過妻子�！埃ê⒆樱┎皇俏业摹薄�2013年1月10日，阿秀生下一名男嬰。禪城衛(wèi)計局調取入院記錄、住院病案等病例記錄查看，發(fā)現(xiàn)里面根本沒有李某石的身影，反而在聯(lián)系人一欄赫然填著阿秀前夫彭某忠的名字。

　　2013年6月17日，禪城衛(wèi)計局作出《行政處理告知書》，擬向阿秀征收26.2萬元社會撫養(yǎng)費，遭拒簽。同年7月29日，該局作出《社會撫養(yǎng)費征收決定書》，認定阿秀違法生育，應繳納26.2萬元社會撫養(yǎng)費。阿秀不服，提起行政訴訟。

　　一審法院判決維持上述行政行為。后阿秀提出上訴。并在二審中還提交了小兒子的《出生醫(yī)學證明》及《人生檔案》，證明兒子的父親是李某石。
　　佛山中院終審認為，禪城衛(wèi)計局作為禪城區(qū)計劃生育行政主管部門，對違反計劃生育的行為具備征收社會撫養(yǎng)費的法定職權。該局受理群眾投訴后，進行相關調查取證，先后作出行政處理告知書和征收決定書，并告知上訴人阿秀相關權利義務，執(zhí)法主體適格，程序合法，遂判決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
　　庭審聚焦：婚生子與私生子之爭
　　庭審中，雙方當事人圍繞“調查現(xiàn)夫李某石筆錄是否真實？”、“前夫陪產僅為‘道義’？”、“結婚生子≠婚生子？”這三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。

　　爭議一：調查現(xiàn)夫李某石筆錄是否真實？
　　阿秀的律師稱，李某石只會講南雄土話，完全聽不懂白話（即粵語）和普通話，又目不識丁，不可能與調查人員溝通。故調查筆錄存在瑕疵，而且李某石在一審時沒有出庭接受質證，調查筆錄不能作為定案依據(jù)。
　　禪城衛(wèi)計局則表示，對李某石進行調查時，當時還有一名見證人在場證明，并制作了調查筆錄，證據(jù)是合法有效的。在調查筆錄里，李某石稱，自己長期住在南雄老家，一天姐夫找他說要倒貼錢去撮合他和自己的前兒媳，還保證不用給禮金，不辦喜酒，只需要去民政局領個證就行了。調查筆錄里還顯示，李某石總共只見了阿秀3次，一次是見“未婚妻”，一次是在婚姻登記處，一次是得知“妻子”有孩子后，陪阿秀去辦準生證明。

　　爭議二：前夫陪產僅為“道義”？
　　針對這個“孤證”問題，禪城衛(wèi)計局提供了從醫(yī)院調取回來的病例材料，證明阿秀檢查時，李某石沒有填寫過任何資料，反而是前夫彭某忠在住院病案那里簽過名，而且登記的地址與阿秀的地址完全一致。
　　阿秀的律師則回應道，當時是因為阿秀與丈夫發(fā)生了矛盾，阿秀入院時打李某石的電話他一直沒有接，而阿秀在佛山沒有其他親人，無奈之下才想到了前夫。而彭某忠也是出于道義才幫了這個忙。

　　爭議三：結婚生子≠婚生子？
　　阿秀的律師表示，阿秀再婚前只生育了一名子女，而且離婚時，約定女兒由前夫撫養(yǎng)。再婚的丈夫李某石之前并未生育，阿秀與丈夫的條例完全符合《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》第十九條的規(guī)定，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，無需繳納任何社會撫養(yǎng)費。
　　禪城衛(wèi)計局則認為，阿秀再婚后有配偶，又與丈夫以外的第三人生育子女，違反了《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》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的規(guī)定，應當按照婚內超生的計算基數(shù)征收6倍以上9倍以下的社會撫養(yǎng)費。

　　■法官說法
　　涉隱私行政舉證責任
　　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

　　就本案雙方當事人的主要爭議焦點之一禪城衛(wèi)計局作出行政行為的證據(jù)來源是否合法，能否采信，是否充分，筆者采訪了終審法官佛山中院行政庭審判長郭赟。
　　郭赟表示，禪城衛(wèi)計局提供了證據(jù)證明，詢問李某石是由當時在該局掛職鍛煉的一名懂南雄當?shù)胤窖缘母刹窟M行的，并附上了該詢問人的掛職證明和說明。雖然李某石的確存在不會簽名，由當?shù)鼐游瘯�工作人員代簽的情況，但了解事情全過程的李某石事后對調查筆錄的內容并無異議，還按手印予以確認，旁邊還附有見證人的簽名。在上訴人沒有力證據(jù)推翻前述筆錄的情況下，還是應當確認調查筆錄的真實性。對于阿秀在二審期間提供的《出生醫(yī)學證明》及《人生檔案》，只能說明李某石是阿秀的現(xiàn)任丈夫，是阿秀兒子法律意義上的父親，無法證明二者的血緣關系。

　　郭赟說，由于本案所涉的違反計劃生育行為屬于個人私密，而且實施時具有一定隱蔽性，只有阿秀兩夫婦愿意配合，禪城衛(wèi)計局才能進一步核實是否存在有配偶者又與他人生育的情況。因此，客觀情況決定了禪城衛(wèi)計局即使窮盡所有正當手段，都只能初步證明本案的基本事實。相較而言，阿秀夫婦只要作一個DNA鑒定，就能證明第二胎是否他們兩人所生，具有足夠的舉證能力和優(yōu)勢。所以當禪城衛(wèi)計局初步證明存在違反計劃生育事實后，阿秀認為行政行為錯誤，需要提供相應的證據(jù)。